近日，一个叫做“哲欣”的名字又被媒体挖出，引发很多人的兴趣。它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笔名。在习近平之前，中共领导人有笔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有数个甚至数十个笔名。尽管建国后，这些领导人已经很少用笔名发表文章，但笔名却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
毛泽东：“二十八画生”是其最有特色的笔名
毛泽东字润之（一作润芝），众所周知。早年他撰写文章时，“泽东”、“润之”常作笔名，如《湘江评论》上的多篇文章就以“泽东”为笔名。“二十八画生”（因“毛泽东”三字共二十八画）是毛泽东最有特色的笔名。1915年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写《征友启事》首先署用，与纵宇一郎（即罗章龙）互酬诗作及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皆署此名。20年代以后，毛写文章又常用“石山”、“子任”等笔名。1933年8月1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一篇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的文章，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这个子任不是别人，正是被“左”倾临时中央领导人排挤而不得志的毛泽东。
刘少奇：曾以字母“K•V”为笔名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又是党内杰出的理论家，他的化名多，笔名也多。“少奇”早年也作笔名用，如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斗争时。1928年改用“肇启”作笔名，1936年又用“陶尚行”、“莫文华”作笔名。此外还用过刘光明、刘作黄、刘祥、仲篪、尚陶、赵启、三敬等。因汉字用得太多太繁了，甚至想到用字母作笔名。1936年在北方局时，刘少奇曾撰《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就以“K•V”为笔名。
任弼时：“弼时”本就是笔名，还曾用过“避世”等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21年去苏联学习时改称今名，曾以“弼时”作笔名在《新青年》（季刊）、《无产青年》《中国青年》等刊上发表文章，并在《新青年》第四期上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1924年后根据“弼时”的谐音，以“辟世”、“避世”、“闢世”为笔名在《中国青年》上撰写文章，同时又简化为“P•S”作笔名署用。
和平时期的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重视建设性意义。习近平的“哲欣”笔名的寓意大概是“浙江创新（普通话，‘新’、‘欣’同音）之意”。这一笔名的风格与革命时期的有着明显的区别，透露着浓重的改革进取之意。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写的专栏最终在07年3月25日调任上海那一天戛然而止。
中共领导人的笔名曾经十分庞杂，如今渐少
与早期领导人庞杂的笔名相比，建国后领导人们使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现象越来越少。在中共早期，几乎每个领导人都有多个笔名，比如毛泽东就曾使用“泽东”、“润之”、“二十八画生”、“石山”、等笔名。周恩来的笔名有“翔宇”、“飞飞”等，并创办专栏“飞飞漫笔”。而瞿秋白的笔名更是多得令人咋舌——这也跟他著作浩繁有关系。他的笔名中，有“巨缘、秋蕖、维它、双莫”等中文笔名，也有STR、Sma Kin（“司马今”的英文译音）、Menin等英文笔名。
一般来说，由于受特殊的历史环境影响，革命时期的中共领导人笔名大多比较注重斗争性和斗争的艺术。比如，五卅惨案发生后，《热血日报》创刊，瞿秋白和刘少奇一道领导了“三罢”斗争。瞿分别以“热”“血”“沸”“腾”“了”为笔名，寓意深远。
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中共领导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常常要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取了化名，写文章时也有笔名。“洛甫”原名张闻天，“博古”原名秦邦宪。当年他们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都取个俄文名字。张闻天的俄文名字叫“伊思美洛夫”，后来的“洛甫”是“洛夫”的谐音。秦邦宪的俄文名字叫“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
从事地下工作或其他隐秘活动的中共领导人大都有化名，如1936年国统区流传一本小册子《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廉臣”，这个“廉臣”是陈云的化名。遵义会议后，陈云奉中央之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莫斯科化名“廉臣”写了此书。1935年瞿秋白的化名叫“林祺祥”。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在广西南宁领导革命时化名“邓斌”，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才改为邓小平。
笔名在表达观点、引导舆论上有着自身的优势
写文章之所以要使用笔名，除了一些名家本身以笔名出名外，作者一般都不希望以真实姓名示人，一方面可以降低作者言论的风险，另一方面，掩饰作者身份能促进文章本身引起讨论。
建国后的领导人虽然较少亲自用笔名写文章，但是仍有学者、官员等以团队的形式频频用笔名在报章发表文章，引导舆论。这些文章大多能推动全国对某个问题的大讨论，也被视为官方释放的信号。比如，“郑青原”这个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不少影响广泛的文章。新华网发文《揭秘：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的“郑青原”》称：在文章中对重大观点的提出和强调，显然不是一人能力所及。再根据其发表的显要位置和其登报时机，更是对今后一段时间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定方向、定基调的作用号角文章，显示了其不一般的政治意义，大有对外界、对人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之势。
人民日报“郑青原”系列评论，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公众对“郑青原”这一署名也十分好奇。对此，《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1日发表题为《“任仲平”为改革而生，“郑青原”因何而生 探秘人民日报评论台前幕后》的文章，揭秘人民日报评论中出现的那些笔名。
探秘人民日报评论台前幕后
与解放日报上世纪90年代初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一样，寓意为人民日报重点评论的“任仲平”文章，也是为改革而生。
“郑青原”横空出世
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一个名为“郑青原”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评论中，连续五篇署名评论，令这三个字短短时间内名满天下。
这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继“任仲平”、“仲祖文”之后的一个新笔名。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人民日报始终是距离中南海最近的一个“看台”。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决策，通常在第一时间通过它传播到全国。而人民日报评论，则以极强的针对性与权威性，成为外国解读中国政治的风向标，以及国内各界判断时局的重要参考。
10月27日，人民日报“郑青原”评论的第三篇《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引起海内外舆论关注。在人民网上，郑青原的文章至今仍被放在“人民日报重要言论库”最显著的位置。
郑青原是谁？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媒体报道认为：郑青原是比“仲祖文”和“任仲平”更高级别的化名或谐音。
此前，人民日报“任仲平”评论，多用于分析重大改革等问题，署名“何振华”的评论，多用于涉藏涉外评论，“仲祖文”评论一般用来阐述党建工作。此外，人民日报还有海外版的“望海楼”和国际部专用的“国纪平”，以及文艺部侧重对创作思想进行引导的“仲言”等署名评论出现。
但是，从语义学角度来看，郑青原与那些低调的、不具备价值指向的笔名比起来，颇为与众不同。各种讨论中，关注者们认为“郑青原”三字从语音联想，有“正本清源”之意。
社论不署作者真实姓名
人民日报的评论分为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的重点评论，以及“今日谈”等栏目的来论等。其中，社论与评论员文章是重中之重，其主要功能是及时、准确地传达中央的精神。而署名的重点评论比社论、评论员文章略微灵活，可以根据中央的精神发挥、阐述。
社论一般不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曾撰文解释：“人民日报的社论，自然是代表中央的声音。这就要求执笔的同志站在党的立场思考问题论述问题，不能用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代替党的政策。这样的文章，不好署作者个人的名字。”
社论题目，或是中央根据需要直接提出，或是由报社领导依据中央的意见提出，由评论部执笔起草完成。本报评论员文章，则是由报社领导根据形势提出题目，再由评论部集体讨论后，起草完成。“每年年初，确定全年主要写什么，然后分头按照时间进度操作。”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2009年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中央临时布置的任务，也时常存在。如在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任仲平”按计划发文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当天来电话给予肯定，并要求为了突出奥运的思想性，在倒计时20天、倒计时10天时再各发一篇。”张研农说。
人民日报评论与中央关系之紧密，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紧密联系，在“文革”中曾有所中断。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椿曾回忆1966年后一段时间，“上面”的最新意图发表于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只有跟着转载的份儿。“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他说。
“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
过去，很多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并不是出自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手笔，而是由中宣部或者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代笔，然后直接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文革”期间的“梁效”、“石一歌”和“方岩梁”等。
但现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和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一般都是报社编辑部所写。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2003年前，评论大多是个人创作而成。后来，“我们觉得这种小生产体制不行……要从小生产进步到小作坊。”现在“任仲平”的生产是有几个较为固定的骨干成员，根据不同的选题来“抓”人。一篇文章成立一个三四人的小组，拿出初稿后，大家再讨论修改。
2009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纪念西藏“3•28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文章，开始是按“国纪平”的风格，由国际部先写出了一稿。“后来感到西藏农奴解放是世界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一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来看这个问题，又移交评论部，按照‘任仲平’的风格进行了改写。”张研农说。
为了撰写一篇重要评论，写作者也常会和中央各部门沟通。
《中国记者》杂志曾记述了人民日报在1993年为宣传中央关于宏观调控决策政策时所付出的努力。
这年10月，评论部接受报社编委会下达的撰写该文的任务。当时，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已近4个月。经济界、理论界对宏观调控有不同看法，认为是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手段。有报纸发文提出，要对宏观调控进行“反思”。
于是，时任评论部主任于宁先后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家体改委等多家单位，与各方研究、探讨。
“起草完成后，一般要经过评论部门和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最后按程序由有关领导同志定稿。这样，社论（也含评论员文章）就可以见报了。”马立诚写道。
“时刻不忘党报的党性原则，加强学习，保持政治敏锐，才能及时掌握、准确宣传中央精神。”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曾对媒体说，将“中央精神融汇贯通”，然后才能写出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语言的评论。
“任仲平”为改革而生
从人民日报近期的“何振华”、“仲祖文”，乃至“郑青原”系列评论中，以“任仲平”最为著名。
关于“任仲平”的诞生，周瑞金曾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一文中对记者回忆说：1993年，他刚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领导便希望他写一点“皇甫平”那样的文章。皇甫平是周瑞金在上海《解放日报》组织撰写评论时的笔名。他曾在1991年2月到4月，根据十三届七中全会的精神，组织发表了系列呼吁改革开放的“皇甫平”评论。
“我理解，那就是署名评论，而且是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署名评论。”周瑞金回忆说。而皇甫平文章的特点，在于她的先导性和针对性。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任仲平”出世了。“任仲平”开始叫“任仲文”，后修改为“任仲平”，意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
与“皇甫平”一样，“任仲平”也是为改革而生。
1994年3月10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推出长篇评论《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作者为“任仲平”。该文不仅对为何在该年集中出台重大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也讲解了改革的新特点。
周瑞金在《评论林中一秀木》中记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评价此文为“观点正确、逻辑严密、说理清楚、不落俗套。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中央的重要精神。作者把中央提出‘20字方针’的实质概括为‘改革是主旋律’是一个大胆的提法，我非常赞成”。
而在此之前，“任仲平”还发表过另两篇关于改革的评论：1993年12月22日头版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1994年1月7日头版的《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
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
中共建政早期，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毛泽东本人来审稿。这在各类当事人回忆录中均有记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社长经常获得列席中央政治局或书记处会议的殊荣，以便直接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评论的影响力不言自明。
进入邓小平掌舵的改革开放时代后，大多数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不过问人民日报社论事宜，而由书记处与中宣部并该报酌情处理。从公开资料看，邓小平最后一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是在1978年。这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把拟于9月8日发表的社论《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送邓小平审阅时，他批示“很有必要”。
人民日报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先后批阅修改过人民日报的106篇文章，都是社论与重要的评论员文章。
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对中央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决策，人民日报都会刊发相关社论或者评论，或评价意义，或部署实施，或鼓舞干劲，或隐含批评。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关于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讲话后，人民日报次日刊发社论，向台湾方面释放出讲话暗含的意义。随即，国民党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的评论在经济领域，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力。中央包括宏观调控在内的多次重大经济决策，都会在人民日报刊载评论指引风向。
而人民日报评论对股市的影响，就像月亮的引力控制着海洋的潮涨潮落。网上的许多股市评论提醒大家，要“重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带给市场的巨大影响”。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该文称对于目前证券市场的严重过度投机和可能造成的风险，要予以高度警惕。当日市场指数跌停，个股全面跌停。
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挺市：《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旋即，市场指数涨幅超过了70%，进入新一轮牛市。
最近几年，虽然媒体的丰富和网络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日益多元化，人民日报的声音依然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