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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文物家底 守护历史根脉 ——山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行时


普查中采用专业相机图像采集、RTK定位等先进技术手段,对文物及周边环境进行全方位拍摄。



交城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工作现场。



永济市文物普查人员对已登记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复查,完善文物档案信息。



普查队深入搬迁村、空心村对低级别文物和石刻文物进行登记注册。本栏图片由省文物局提供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力量。文物普查是一项关乎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不仅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更承载了无数先辈的智慧与创造。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距今已17年,山西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约占全国总量的7%,排名全国第四位,其中,古遗址13477处、古墓葬4298处、古建筑2802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6715处、石窟寺及石刻1112处、其他246处。为了全面掌握文物资源状况,确保这些宝贵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山西积极投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摸清文物家底,守护历史根脉。

全省动员
共筑文物普查基石

  文物普查工作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一次全面盘点。自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来,山西迅速响应,成立了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分管副省长为双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26个省直相关部门和单位,并审议通过了《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山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方案》,对全省“四普”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强调,全面推进普查工作。
  截至5月份,全省11个市和117个县(市、区)全部按照双组长建制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大同、临汾、忻州、阳泉、朔州、晋中、长治7个市的市、县两级已组建普查办,市级普查办213人、县级普查办635人,为全省“四普”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普查工作不仅规模庞大,更要求精准细致。为了确保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山西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方面,从省直文博系统遴选专家,组建省级普查专家组,加强对普查工作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指导市、县(市、区)组建普查队伍150余支,吸纳基层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工作人员1200余人加入普查队伍。其中,中级职称163人、高级职称82人、教授2人。
  让文物全科生加入我省“四普”工作,是山西在全国首创的“四普”工作方式之一,旨在使文物专业人才起到传承接力作用,填补基层文物普查力量的不足。
  9月下旬,我省南部的气温仍居高不下。盐湖区文物保护中心根据“三普”已登记数据和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线索,穿行于田野山岭、乡村街市中,定位、拍照、记录……确保普查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
  “选择文物专业是我的初心,也是一定会坚守的热爱。”山西大学2023级考古学(文物全科方向)专业学生李姝锦表示,为了尽快融入这次“四普”工作,师生们提前做了许多准备,他们在学校就学会了操作RTK测绘以及将数据信息录入“四普”数据库。
  “从理论学习到基层实践再到理论学习,文物工作是一个反复锤炼的过程。将文物全科生带入100多个县域进行‘四普’实践的全新工作方式,是全国首次、全省首次。”山西省第四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办协调组组长、省文物局副局长王振华表示,这次文物全科学生培训课程,不仅助力我省“四普”工作的落地践行,还将更好地为我省文物人才队伍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科技助力
创新文物保护模式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实地调查,是“十四五”期间最大规模的文物保护行动,普查范围涵盖了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认定、登记的53875处不可移动文物的复查,同时还将调查、认定、登记“三普”尚未登记和2012年以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对象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长、工作难度之大,其复杂性不难想象。
  此次,“四普”将空间信息技术更多地应用到文物普查当中,加大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等科技成果应用,结合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勘探测量,为普查文物装上“千里眼”“顺风耳”。同时,借助无人机进行空中拍摄,更高效、智能获取文物准确信息,避免传统调查方法中存在的盲区。运用三维扫描技术等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无损检测,分析文物的材质、结构、工艺等,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色。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将文物信息进行数字化转换和智能化处理,建立数字化文物档案和智能化管理系统,更好地保护文物信息的安全。另外,还将文物普查与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信息技术等进行学科融合,综合利用各种信息和技术手段,提高普查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太原市文物局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科技手段,组织实施天龙山石窟、净因寺彩塑等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采集和勘察测绘项目。运用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实时采集晋阳古城考古发掘的数据信息,形成全过程数字档案。以科技助力文物普查,将大大提升文物普查的效率和准确性,让文物保护有数可查、有据可依。
  “包括文物的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使用状况、GPS坐标、人文环境、交通情况、自然环境等,均在普查范围……”普查队员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攀至半山腰,鲁班窑石窟隐现于葱茏叠翠之间。大同文保中心普查小组队员手持无人机操作杆、RTK、普查专用手机等工具,对石窟进行定位、拍照、测量。
  “有北斗定位仪、无人机、相机、测距仪等设备的助力,不仅数据更精准了,也为普查工作省了不少时间和力气。”普查小组队员孙波感慨道,“相比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那时的设备并不先进,涉及距离等数据,大多只能靠眼看了之后估计,文物本体的尺寸也是用卷尺量,GPS用的是老式手机的定位,并不是很准确,之后只能再以查阅史料等方式,确保相关信息的准确性。而这次就轻松多了。”
  说话间,一架无人机缓缓飞到该文物上空,普查队员尹文智手指轻触遥控器,从各个方位拍摄文物保护单位的全景、侧景、局部建筑和周边环境,作为绘制文物平面图的素材、体现总体保存情况,同时作为历史记录留存资料,也将为文物研究、保护、管理、利用提供依据。
  这种科技助力的保护模式,不仅提高了文物普查的效率和精度,还为文物的长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建立的时序化数字文物信息系统,能够实时监测文物的状态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

全民参与
建设文物保护事业

  文物保护工作不仅需要政府和专业机构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远郊区的难点是地形复杂、比较分散;近郊区的难点是管理单位比较复杂,涉及行政单位、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等。”盐湖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赵云翔表示,为了顺利完成普查,他们常常要和不同的单位打交道。讲清文物普查的意义,沟通是前期的主要工作。“为了更全面了解文物的分布情况,只能采取‘广撒网、重点收获’的方式,我们几乎把每个街道乡镇以上的单位都筛了一遍。”
  在普查走访过程中,赵云翔深刻体会到,文物保护,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下一步就无法推进。“首先要让别人了解文物普查的意义,其次,要让他知道作为管理使用单位和使用人,需要尽到哪些义务。”
  “过去我们总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自己的事,这次普查让我们体会到文物保护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在普查中,我们加大了宣传力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社会化,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赵云翔说。在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中,山西通过举办展览、讲座、研学活动等多种形式,增强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和参与度。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文物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还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通过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护项目,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认领认养等方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有效缓解了文物保护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模式,为文物保护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