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不久前，新华社记者走进法庭旧址所在地——市谷纪念馆，试图寻找那场审判留下的历史印记；更希望了解，在今天的日本，人们如何讲述、如何面对这段历史。

新华社上海5月3日电（记者陈浩明、万象）在最艰难的时期，梅汝璈对海明誓：“若不能严惩战犯，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年过古稀的梅小璈向记者讲述父亲梅汝璈不平凡的一生时，脑海里总浮现着父亲为东京审判熬白头发的模样。

20世纪50年代，梅汝璈与儿子梅小璈（前左）、女儿梅小侃（前右）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虽然家境不错，但父亲对他要求严格，年幼的梅汝璈总不忘带上一本英语书，边劳作边苦读。1916年，少年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24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在梅小璈看来，父亲那代留学生在海外尤为不易，他们必须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赢得尊重。

1929年，梅汝璈学成归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任教，讲授英美法、政治学、国际私法等课程。抗战期间，梅汝璈坚守教育岗位，不仅传授法律知识，更身体力行地教导学生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苏等11国在日本东京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日本甲级战犯。梅汝璈作为中国法官赴东京参与审判，是该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国人。

梅汝璈（左二）在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史料记载，在开启这一正义审判之际，梅汝璈曾向国际社会大声疾呼：“中国受日本侵略最猛烈，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他认为，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东京审判，法庭上各国法官的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

据梅小璈讲述，东京审判期间，父亲面临巨大压力。作为中国籍法官，梅汝璈既要恪守法官中立原则，又要维护民族利益。“作为当时‘四万万同胞’之一，父亲的情感与诉求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是一样的——让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梅汝璈与出庭的中国同事一道，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他常在休庭期间与其他法官深入交流，揭露日军在华犯下的累累罪行。

历经818次开庭，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落幕。但最终判决结果让梅汝璈留下诸多遗憾：28名甲级战犯中，除2人病故外，仅7人被判死刑，16人获终身监禁（后大多获假释），1人判20年监禁，最轻者仅获刑7年。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全身而退，完全逃脱法律制裁。

“回国时，父亲也不过只有44岁，他的头发已经花白。”梅小璈说，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他尽全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投身我国外交事业与法制建设，担任外交部顾问、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20世纪60年代，他着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却未能完成。

20世纪80年代，梅小璈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一捆为每页400格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东京审判的珍贵细节。这些手稿内容极为丰富，从法庭组建过程到甲级战犯名单确定，从法官座次之争到法庭内部运作机制，事无巨细地记载了这场“世纪审判”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梅汝璈所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前四章的原始手稿。

2025年8月，梅小璈在阅读父亲梅汝璈所著书籍《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新华社记者陈浩明摄

80年过去，东京审判开庭时的威仪仍在。在梅家后代心中，更牢牢铭记下梅汝璈法官的一段记述：“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段掷地有声的话语，既是梅汝璈对历史的深刻感悟，更是他对后辈们的殷殷嘱托与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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