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行业新闻 > 综合信息
 

岐黄里的山西 ——山西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深远影响

  山西,东耸巍巍太行铸筋骨,西临滔滔黄河化灵魂,北望莽原大漠融血脉,南守辽阔中原固根本,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医药文化的探索、奠基、创立、传承、发展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讲人:施怀生】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本原中医学、太行本草学、中医药优势技术创新等。目前参与承担中国工程院“山西建设中医药强省战略研究”项目,近年出版的专著有《中医发展读本》《太行本草学研究导论》《中医药创新前沿问题》等。


从上古到先秦:中医药的起源奠基与山西地位
(一)太行黄河:农耕文明与手工业技术催生了中医药学科

  山西早期发达的农耕文明决定了其在中医药学科奠基时的历史地位。人类文明的起点是用火,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是现存最早的人类用火遗迹,距今大约180万年;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了最古老的蚕茧化石,距今5600—6000年,并且确认是养殖的家蚕,近年来,在夏县师村遗址又发掘出一枚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证明山西是桑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时令节气,位于山西襄汾县的陶寺古观象台,说明在距今至少4500年以前,山西先民已经进入了观天象、辨气候、定农时的全新阶段,标志着农耕生产方式再次开启了新的文明时代。
  在历代文献记载中,农耕文明的三个代表性人物是神农、后稷和嫘祖。关于神农,南太行地区神农活动文献记载最具翔实性,有关炎帝神农碑文石刻最具丰富性,有关炎帝神农遗迹遗址最具多元性。关于后稷,文献记载后稷曾经在周代担任国家主管农桑的官员,《诗经》《尚书》等古典文献均记载其出生地是山西稷山,主要活动区域为汾河下游两岸,稷山县有关后稷的遗迹遗存有稷王陵、稷王庙、稷王塔等,在运城闻喜县、新绛县、万荣县等地,都有关于后稷生产生活和祭祀活动的遗迹遗存,在康熙《平阳府志》记载曰:“稷神山,稷山县南五十里,后稷始播谷于此,有陵庙。”关于嫘祖,作为黄帝之妃,在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实现完整融合和东扩之后来到环太行黄河流域,进一步发展了桑蚕养殖业,人们将其奉为桑蚕文化的先祖,但前述考古发现证明山西的桑蚕业要早于嫘祖时期。正是以神农、后稷、嫘祖为代表的历代先贤所创立的农耕文明,为中医药学科的早期探索和奠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山西早期先进的手工业技术支撑了其在中医药学科奠基时的历史地位。制陶技术对中医药的贡献主要是陶制火罐的研制和推广使用。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原始青瓷,器类有罐和钵,为中医提供了陶制火罐的制备技术。同时,冶炼技术则为中医针具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山西闻喜县发现了夏代至战国早期的采矿炼铜遗存,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城早已盛行冶铁技术,战国最著名的“阳阿古剑”就产自大阳镇。在明清时期,泽州府境内的大阳镇被誉为“九州针都”。此外,酒为百药之长,醋为百药之助,水煎服药与酒醋相加就是汤液醪醴。山西是著名的制酒制醋等酿造业的起源地。这些均为中医药的早期探索与实践注入了最初的原始生命力。

(二)天地精华:山西是举世公认的道地药材资源核心区

  关于药材的道地产区,《神农本草经》并未非常关注,从《名医别录》开始,逐步形成了以地域主产表征药材道地性的脉络。最著名的如党参,因产于山西上党地区品质最佳而得名;黄芪在《图经本草》首次使用“绵黄芪”之名称,并绘有“宪州黄芪”图,南宋陈承指出:“黄芪本出绵上者为良,故名绵黄芪”,绵上即指山西沁源及其周边的太岳、介山、绵山地区,并且沿太行主脉向北分布,今以恒山黄芪最为著名;远志在《图经本草》有“今河、陕、京西州郡亦有之”的记载,“河”即南太行地区的河中、河东、河内;酸枣仁在《名医别录》首次指出“生河东川泽”;知母最早在《名医别录》有“生河内川谷”的记载;《证类本草》中列有“解州桔梗”“泽州连翘”“潞州黄芩”图;瞿麦在《本草品汇精要》指出“生泰山川谷河阳河中府淮甸今处处有之,道地绛州”。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山西共有中药材1788种,其中道地药材30多种,正是得天独厚的中药资源,才造就了神农在这里“尝百草,始有医药”的奇迹,也才奠定了山西在中医药创立和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三)诸子蜂起:山西是中医药奠基时期百家争鸣的集聚区

  在春秋战国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诸子蜂起”的时代大潮中,思想空前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晋国处于大变革时代的潮头浪尖,一批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纵横家、名辩家在这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极大地促进了晋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孔子的弟子子夏和学者荀子等都是山西籍的代表人物。虽然中医药在当时尚未形成完整学科,但却在争鸣激荡中受到了启发和激励,而山西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之成为诸子百家从事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要场所,继而为中医药学家开创性地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四)开放纳新:山西是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医家”的成名地

  据《左传》记载,先秦名医医缓、医和都曾先后在晋国行医,特别是医和所创立的音乐调养法,就是在晋国行医过程中开始详细论述并广泛传播的。先秦时期在山西成名的医家首推扁鹊。在《史记》中记载了多个扁鹊行医的典故,其中便有在春秋后期为晋国赵简子诊病之典,“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在山西阳泉平定有鹊山、鹊山村、鹊庙,皆因扁鹊而得名。《平定州志·艺文》收录元好问《平定鹊山神应王庙》诗一首:“古柳轮囷欲十围,鹊山祠庙此遗基。万金良药移造化,老眼天公谁耦畸……”,当地近年来出土了属于战国时代的文物,显示在历史上平定一带属于赵简子的领地,应属扁鹊封地。此外山西永济等地还有扁鹊墓。业界尚有“天下医家成名于山西”之说。


从秦汉到魏晋:中医药的初创形成与山西贡献
中医药学科正式创立的标志性特征

  “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与《孝经》道统地位的确立。先秦以前,中医学在器官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黄帝内经》曾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论述。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基本国策,《孝经》成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由于《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中医药原有的“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的研究方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被迫搁置。
  哲学词汇与五脏名词聚合式医学术语的建构。“解剖而视之”被搁置之后,中医药把观察视野由体内转移到体感、体表和体外,秉持“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整体思维和“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理念,采用“取象比类”“司外揣内”“数之”“推之”等方法,保留五脏名称为前置性要件,引进精气阴阳等哲学词汇为后缀性要件,形成了肝气、肾精等聚合式医学术语,开创了一条超越器官、精气为本、普遍联系、恒定运动的新型研究路线。
  精气为本与平秘守序生命科学研究方向的确立。转型后的中医药研究模式,把精气物质作为主导性研究方向,坚持人体是由精气所构成的,即所谓“人始生,先成精”“人以天地之气生”“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而且精气又可分为阴阳两大部类和五脏精气族群,阴阳二者总是维持着协调平衡,五脏精气族群则主要是通过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相乘、相侮等错综复杂的调控关系而维持着生命运动秩序,这就是人体的健康状态,当这种协调平衡和生克制化秩序遭到干扰和破坏后,就是疾病状态,而治疗的关键就是延缓、减轻、修复、逆转这种干扰和破坏,使其最大程度地维持协调平衡和五行守序。
  临床医学的独立和辨证论治法则的创立。继《黄帝内经》之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第一里程碑是以张仲景学术体系为标志的临床医学独立发展和辨证论治法则的创立。《伤寒杂病论》以疾病为统领,脉证为要素,方证为主线,详论病症发病原理和诊疗对策,其临床医学和辨证论治的特征跃然纸上,从而开启了中医药千百年辨证论治传承发展之路。

山西医家在中医药创立时期的贡献

  最早见于史载的女性医家且成为宫廷医家的是西汉时的义姁,义姁为河东人,被誉为巾帼医家第一人,之后的河东医家卫汛位列医圣门墙,成为仲景之学第一参与者和传承人,并且多有发挥,著有《四逆三部厥经》《妇人胎藏经》及《小儿颅囟方》等,今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小儿颅囟方》的残文校刊发行。
  山西这一时期对中医药贡献最著名者当属高平王叔和,其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由于《伤寒论》为竹简,因战乱几至失传,正是由于王叔和的整理编次才使之得以传世,其历史贡献至伟;二是总结汉以前有关脉学之成就,著成《脉经》,系现存我国最早脉学专著。此后,山西长治籍女性医家鲍姑,为名医葛洪之妻,既参与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编著,更是在灸疗技术方面独树一帜,被民间尊称为“鲍仙姑”。同时,山西雁门医家昙鸾,曾师从名医陶弘景,后以“调心炼气,对病识缘”而“名满魏都”,著有《调气论》《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调气法》《服气要诀》等,为华夏养生调气第一人。


从唐宋到明清:中医药的不断发展与山西特色

  名士治医亦文亦医的山西现象。唐代诗人王勃也是一个医学家,《宋史·艺文志》记载,王勃著有《医语纂要》一卷。宋代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称其为《医语纂要论》。《存存斋医话稿·序》谓:“唐·王勃撰《医语纂要》一卷,即医话之鼻祖也”。唐代名相狄仁杰酷爱医术,尤擅针灸。文献记载狄仁杰在显庆年间应召入关,路过华州,遇有人携小儿悬牌谓若能疗此儿,酬绢千匹,狄仁杰观察之,患儿鼻下生有肿瘤,遂用针刺治疗后肿瘤掉落,病痛消失。《古代笔记小品赏析》中说:“狄仁杰素谙针术,施人救世。”
  宋代名相文彦博同时也兼通医学,编写《药准》一卷,并节录《嘉祐本草》常用药物,著有《节要本草图》。而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也尤擅医药之学,著有《医问》传世。金代元好问既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著有《元氏集验方》,更重要的是,先后为补土派鼻祖李东垣《伤寒会要》《脾胃论》等作序,足见其在医学界的地位。元代曲沃许国桢曾治愈元世祖足疾,遂召其入宫,主掌御药院,著有《御药院方》二十卷,并奉旨与撒里蛮集诸路医学教授共修《至元增修本草》一书。
  平水本在中医药典籍刊刻中的卓越地位。金元时期以临汾为中心的刻书业空前兴盛,作为北方金、元两代雕版印刷业的代表——平水刻本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中国版刻图录》评价说:“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达到当时雕版印刷的最高峰。”同时,平水本《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五卷本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极其重要的珍稀文献。针灸学的巅峰之作《针灸大成》也首次刊刻于平阳(今山西临汾)。
  傅山医学再创中医生殖医学辉煌。明末清初的医学家、文学家傅山,阳曲人。传世医书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堪称光大中医药生殖医学的泰山北斗。
  明清时期山西制药业的创举。山西于宋元时期已经开始了手工制药,明代中叶,广升誉、广升远兄弟字号率先崛起,后合并成广誉远制药,著名品牌有龟龄集、定坤丹、安宫牛黄丸等;太原大宁堂是明末清初由医学泰斗傅青主所创,知名品牌有和合丸、二仙丸、小儿葫芦散、脾肾两助丸等;新绛德义堂的梅花点舌丹载入《红楼梦》,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盛极一时的鲍店解州药材大会。从明代始,上党长子县鲍店镇药材大会已成规模,从每年农历九月十三开始,腊月廿三止,会期达100天,成为华北地区大型的药材集散地,在品种、成交额、规模等方面,都名列我国古代北方药会之首,浩浩荡荡绵延了500多年。同时,山西解州药材大会于农历四月初八开锣,伴随关帝巡城活动,始于后汉,盛况空前,名动全国。


从废止到繁荣:中医药的百年抗争与山西路径

  “废止”闹剧中的山西现象。明清以降,西学东渐,民国初期达到鼎盛,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造成强大冲击,中医药首当其冲,《废止旧医案》更是让中医药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当时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不仅没有强行废止,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兴盛,兴办山西医学传习所、举办山西医学联合会、创办《山西医药杂志》、开办近百所医馆,吸引了一大批中医名家前来讲学开诊。
  中药注射剂首创于太行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缺医少药,非战斗减员严重,八路军总部卫生部组织科研人员在山西武乡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研究,成功研制出柴胡注射液,首开中药注射剂之先河,而太行根据地则成为我国近现代中药注射剂的发源地。
  中医治疗宫外孕的辉煌成就。20世纪60年代初,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首任所长李翰卿先生与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余载畿教授,开创性地应用活血化瘀法攻克宫外孕,成为中医药治疗急症的一大创举,轰动海内外。
  医学史研究成果领先全国。而山西名医贾得道先生潜心医学史研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探讨中医药的发展规律,出版《中国医学史略》,并且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头针技术的发明与重要地位。河东名医焦顺发先生,成功创立头针疗法,并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使山西在中医针灸界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在运城市创办了全国唯一的头针学校和头针研究所。
  九针技术重现的历史意义。九针技术始载于《黄帝内经》,久已失传,山西名医师怀堂先生,潜心研究,成功挖掘复原了九针针具和九针技术,命名为“新九针”,并且领衔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专业化针灸研究所,至今“新九针”技术依然是针灸研究所的优势品牌。
  针刺治疗中风急症的重大突破。改革开放之初,山西中医药大学李定明先生,采取针刺风府、哑门治疗脑出血急性期,并且在严苛的条件下(西医收治病人、西医观察进展、西医判定疗效)证明了其疗效的优越性,荣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建设中医药强省蓝图绘就。2020年3月,省委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关于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实施方案》,提出深入实施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拓展、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中药材生产和质量提升、中药工业现代化、中医药人才培养和中医药科技创新等七大工程。
  省部共建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共建山西中医药大学,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指导建设具有区域和行业特色优势的中医药高校新模式,努力提升山西中医药大学办学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促进山西省高等教育和中部中医药事业发展。
  建设国家中医药区域医疗中心。山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签署在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合作共建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协议。在较短的时间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医教研特别是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从传承到发展:中医药的历史启迪与山西价值

  回望山西千年中医史,既是一部雄浑的历史乐章,更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神农尝百草的不朽壮举,昭示了山西献身科学、实践为本的首创精神;医缓、医和、扁鹊的成名之地,确立了山西开放纳新、广聚英才的人文精神;第一女性医家、第一宫廷医家、第一灸疗医家、第一调气医家的相继诞生,奠定了山西勇创一流、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王叔和重现《伤寒论》、只手著《脉经》的卓越贡献,凸显了山西守正经典、矢志创新的科学精神;名士治医、亦文亦医的独特现象,展示了山西学科融合、学术广博的治学精神;傅青主传世大作《男科》《女科》《儿科》,体现了山西不甘因循、独树一帜的领先精神;长子鲍店、运城解州的繁荣药会,印证了山西精于务商、诚信为本的晋商精神;广誉远、大宁堂、德义堂的百年品牌,彰显了山西精益求精、至工至巧的工匠精神;存废闹剧中的独特繁荣,再现了山西自立自主、不屈不挠的自强精神;有目共睹的发展成就,确证了山西世代接力、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建设中医药强省的时代号角,高扬了山西直面未来、引领发展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财富,在山西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西的中医药从远古起步,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成就,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本版文字整理:闫书敏 于乐